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坎城影展缺席的導演

中國時報【聞天祥】

坎城影展不僅是許多人心目中的電影藝術殿堂；市場交易與媒體效應的強勁，亦不容小覷。因此，費心想踏上這張紅毯的，既有傾注心血的創作者，也有無所不用其極搏版面的藝人與異人，一同浸淫在鎂光燈下，混雜了掌聲與噓聲。

無論目的為何，坎城理當人人趨之若鶩；但還是有人缺席了。

譬如以《影像之書》（The Image Book）八度問鼎金棕櫚的的法國新浪潮大師高達（Jean-Luc Godard）就沒出席首映禮。老人家年高德劭且特立獨行，大夥早已見怪不怪。半世紀前，高達曾是讓坎城在五月風暴中停辦的揭竿人物之一，但兩廂恢復往來已久，今年大會海報還取材他的《狂人彼埃洛》（Pierrot le Fou, 1965）。雖然如同預料沒出席首映，但高達這回至少在記者會上視訊了一下。年近九十依然前衛的他，新作宛如八十多分鐘的夫子自道，有關於影像再製與詮釋的辯證，還有道德、法律、語言、種族、戰爭的探討，即使昏睡了一堆人，依舊掌聲如雷。但更有趣的是當某些觀眾以為電影結束而不假思索鼓掌之際，才發現後面還有一大段，這種尷尬也頗具「高達」味。

但其他沒來的，卻是想來也來不了。

其中一位是俄羅斯導演賽勒布倫尼科夫（Kirill Serebrennikov）。他的前作《為神著魔的男孩》（The Student,2016）把宗教極端主義的瘋狂恐怖做了驚人的描寫，曾在坎城「一種注目」單元引發熱議，也為他在俄羅斯帶來一些麻煩。俄羅斯政府以違法挪用公款的罪名對他實施居家軟禁，並強調拘捕與其創作內容無關，讓人更加懷疑此地無銀三百兩。他這次入圍競賽的影片《盛夏》（Summer）描寫八○年代初期，俄國搖滾、龐克在青年之間崛起的經過，又特別聚焦在韓裔創作歌手Viktor Tsoi如何被偶像兼伯樂Mike及其美麗的妻子Natacha影響的經過，自然又站在保守派的對面。記者會上刻意留出的空位，首映時高舉的名條，都說明不在場的事實。

伊朗導演賈法潘納希（Jafar Panahi）所遭到的政治迫害更是影壇皆知。2010年他在家中突然被捕，直到絕食抗議才准予保釋，但同年年底德黑蘭法院判處他六年徒刑以及長達二十年不准拍片、出國、受訪，理由是「圖謀威脅國家安全及散播顛覆體制的言論」。包括史蒂芬史匹柏（Steven Spielberg）、馬丁史柯西斯（Martin Scorsese）、奧利佛史東（Oliver Stone）以及潘納希的師父阿巴斯（Abbas Kiarostami）都曾公開聲援他，茱麗葉畢諾許（Juliette Binoch）更在領取坎城影后時亮出「Jafar Panahi」的名牌疾呼放人。即使被伊朗政府軟禁，賈法潘納希還是想盡辦法拍片。成名甚早的他，處女作《白氣球》（The White Balloon,1995）就在坎城拿下象徵最佳新導演的金攝影機獎，之後也曾以《生命的圓圈》（The Circle,2000）、《計程人生》（Taxi,2015）斬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和柏林影展金熊獎，能否成功問鼎金棕櫚，自然也成了坎城的話題。

他的《三張面孔》（Three Faces）描述一名知名的女演員收到一則驚心的視頻，一個跟她求救不成的年輕女孩決定輕生。不安的她不確定這是惡作劇還是訣別書，央求導演賈法潘納希陪同前去釐清。兩位本尊現身說法演自己，讓本片瀰漫了偽紀錄片的質地。也藉此揭露了即使在現代，某些地方與人們依舊對於女性自覺棄如敝屣、甚至予以威脅。有人順從，有人叛逆，也有付出代價。片中的求救者與追查者、以及由她們再延伸而出的那些看不清面目的女人，結構出這個努力與無力的狀態。

人到不了場，電影還是可以強而有力地發聲的。